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帝祭祀
何炳武主编
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帝祭祀活动
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沿袭了秦国对白、青、黄、赤四帝的祭祀，又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，祭祀至高无上的天。这时秦的疆域包括原山东六国与秦本土，统一的秦王朝需要一个至上的神灵。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，秦代又增加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封禅大典。但是秦代祭祀的天帝的权威性，被芸芸众神削弱分割，与周人的上帝神相比，它的能量、威力和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都显得苍白、单薄。秦祭祀对象庞杂，自然神在其中占有很大比例。秦人祭祀的自然神有山川河流、日月星辰、动植物，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自然物。《日书》记载，秦人祭祀的自然神有：自然的天，二十八宿，土神其中包括三土皇、地衡、地杓神、田毫主、杜主、田大人等。动物神有马、牛、羊、猪、犬、鸡、蚕、“神狗”、“女鼠”、“会虫”、“发蛰”、“鸟兽”。还有“天火”、“雷”、“云气”、“票(飘)风”、“水”等[1]。
“汉承秦制”，汉代祭祀制度与秦祭祀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是对秦祭祀制度的发展和完备。秦之祭祀对象和礼仪，大部分被汉继承下来，比如《封禅书》载高祖时“叔孙通因秦乐人而制宗庙乐，因其故礼仪”，完全继承了宗庙祭祀制度。但是对黄帝的祭祀，在汉代受到特别重视。因为按照五德终始说，秦为水德，土克水，所以有汉为土德之说，而黄帝亦为土德，故汉代特别重视祭祀黄帝。早在刘邦在沛举兵之时就有“祠黄帝”[2]之举。
汉初将黄老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，而黄学是黄老之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西汉开国之初，历经长年战乱，已是遍地伤痕，满目疮痍，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曾形象地描述了这一时期的经济窘境：“天下既定，民无盖藏，自天子不能具醇驷，而将相或乘牛车。”上自皇帝下至于平民，都欲“休息乎无为”。在汉初皇帝中，信奉黄学最有力的是文帝和景帝。《风俗通义·正失》中有明确记载：“文帝本修黄老之言，不甚好儒术，其治尚清静无为。”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中记载的文帝实行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、除谤诽去肉刑的政策，提倡亲躬籍田，崇尚俭朴的生活作风，都与黄学思想是一致的。景帝继承了文帝的政策，也崇尚“黄学”。宫阃中信奉“黄学”的窦太后，是执行汉初“黄老”政策强有力的人物之一，据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载：“窦太后好黄帝、老子之言，(景)帝及太子、诸窦不得不读黄帝、老子，尊其术。”位至将相而崇尚黄学的有曹参、陈平等人。曹参拜胶西黄学权威盖公为师，后来继萧何为汉丞相。陈平自少年时代起就“治黄帝、老子之术”[3]，继曹参、王陵之后为丞相。其他位列名臣而崇信黄学的还有汲黯、郑当时等等。汉初黄老政治的社会效果明显。刘邦末年“天下大安”，惠帝、吕后时“民务稼穑，衣食滋殖”[4]，中经文景之治，到汉武帝初年“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，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货财。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，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腐败不可食。众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”[5]。社会上还出现了许多富商，“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，为权力以成富，大者倾郡，中者倾县，下者倾乡里，不可胜数”[6]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，可谓大见成效，而黄学对西汉盛世局面的形成功不可没。
在这种大背景下，汉王朝制礼作乐，加强文治，自然越来越重视祭祀。刘邦入关在秦见到四帝畤，又加设了黑帝颛顼之畤，并颁布诏书说，要按照秦的惯例加以祭祀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中对此有详细记载：“高祖曰：‘吾闻天有五帝，而四，何也?’莫知其说。于是高祖曰：‘吾知之矣，乃待我而具五也。’乃立黑帝祠，名曰北畤。有司进祠，上不亲往。悉召故秦祀官，复置太祝、太宰，如其故仪礼。”此后汉代许多皇帝都曾去雍郊见五畸，如文献记载有文帝时，曾“至雍见五畤”，行亲郊之礼[7]。景帝也曾至雍行亲郊之礼。据统计，西汉一代，皇帝去雍郊祠五畤共21次，其中汉武帝就有八次之多[8]。这种五帝之祀一直延续到汉成帝之时。但在汉武帝时也稍有变化，除承袭以往五畤祭祀外，汉武帝采纳了毫人谬忌“天神贵者泰一”的见解，以泰一神为最高神，在甘泉筑泰一坛，祭昊天上帝“泰一”，五帝降为泰一之佐。并规定三年一郊之礼，即第一年祭天、第二年祭地、第三年祭五畤，每三年轮一遍。汉成帝于公元前32年废止雍五畤和甘泉泰一祠，在长安建南郊，南郊祭坛除昊天上帝坛外，还有五帝坛。到东汉时，光武帝建武二年(26)在洛阳城南建圜丘，为圆坛，八陛，合祀天地，其外坛上为五帝位，黄帝位于丁未之位。这次光武帝所确立的郊天大典，有两个特点：一是天地合祭，二是神位众多，“几千五百一十四神”[9]，它把当时人们对于天文地理的所有认识对象都纳入到祭典中来。在对纷繁的诸神祭祀中，对黄帝的祭祀自然削弱了许多。在东汉时还出现了专门的“黄郊”，即在季夏之日，专门祭祀黄帝以迎季气，也就是五帝四时迎气礼之一。封建国家的四时迎气礼的第一次实践是在东汉永平年间(58～75)。在此之前五帝多在雍五畤或郊天礼中得到祭祀，虽被当做昊天上帝的辅佐，但真正按季节举行常规祭祀的还没有。永平中，“以《礼谶》及《月令》有五郊迎气服色，因采元始中故事，兆五郊于洛阳四方。中兆在未，坛皆三尺，阶无等”[10]。五帝四时迎气显然是五德终始、五行观念与季气交互混合的结果。其主要原因是秦汉逐渐确立了五帝祭祀制度，当分裂的昊天上帝重新统一五帝范畴，在国家礼典中出现了对昊天上帝的专门祭典时，五帝就只好退居次要，成为昊天上帝的辅佐，把五帝当做四时的象征，使它们具体执行了昊天上帝的意志。
总结汉代对作为天帝之一的黄帝的祭祀，我们仍能看出祭祀中政治色彩不断加强的特点。祭祀为国家政权服务，成为维系封建统治的重要工具。比如上述的在汉武帝时出现了一个统一的神——“泰一神”，而将黄帝等降为泰一之佐。这种祭祀方法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需要、社会思想相符合。汉初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，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实际，主张加强君主集权、加强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便起而代之。于是，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并将其主要思想——大一统，作为加强中央统一集权制的理论根据。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，统一的“泰一神”的出现应当是一种必然的现象。
汉代虽然把黄帝作为天神来祭祀的活动兴盛不衰，但也有将其作为始祖来祭祀的情况。典型的如西汉末年代汉的王莽就追溯黄帝为始祖，对之隆重祭祀。据《汉书·元后传》，王莽自谓黄帝之后，经虞舜、陈胡公、田敬、仲完(陈完)传至齐王田建，为秦所灭；后项羽起，封田建之孙田安为济北王；至汉兴，田安失国，齐人谓之王家。因以为氏。文帝、景帝间王安孙王遂居济南东平陵，王遂子王贺徙居魏郡元城，王贺生王禁，王禁生元后及王莽父王曼，王曼早死，追封为新都侯。故王莽代汉后以始祖之礼祭祀黄帝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中亦载有王莽自述其世系的情况：“予以不德，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。”流传后世的新莽量器铭中亦云：“黄帝初祖，德币于虞；虞帝始祖，德币于新[11]”。因此，王莽对黄帝进行祭祀便格外隆重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载，于始建国元年(9)，“遣骑都尉嚣等分治黄帝园位于上都桥畤……使者四时致祠。其庙当作者，以天下初定，且袷祭于明堂太庙。” 《汉书·王莽传》又载王莽言：“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、皇始祖考虞帝，以宗祀于明堂，宜序于祖宗之宗庙。其立祖庙五、亲庙四，后夫人皆配食。郊祀黄帝以配天，黄后以配地。”并且他还下诏修建方40丈、高17丈的黄帝庙，并广征通晓祭典礼制的人，筹办祭祀黄帝的典礼。至于王莽是否黄帝后裔，历来有不同看法。自东汉以来，今文学家多斥之为王莽、刘歆伪造。但在陈侯因*(上次下月)敦出土后，一些史学家对此有了新的看法，如徐中舒先生说：“今出土《陈侯因*(上次下月)敦》竟以黄帝为陈氏高祖，与莽说合，此可证莽说并非全无所本”[12]。无论如何，王莽自认黄帝为始祖，作为自己建立新朝称帝合法性的依据，说明黄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是极其牢固的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对黄帝的祭祀，主要有三种情况：一是按照汉代形成的惯例，在南郊祭天的同时设五天帝神位进行祭祀，有时还专门举行“黄郊”以迎季夏之气。祭天礼是天子权力的象征，而这一时期国家分裂，各个分立政权的统治者争夺正统地位，都要行郊天大典，同时祭祀黄帝。据《文献通考·郊社三》，魏晋南北朝时期举行过郊天大典的帝王有：魏文帝、魏明帝、吴大帝、晋武帝、晋元帝、晋成帝、晋康帝、晋安帝、宋武帝、宋孝武帝、齐高祖、梁武帝、陈武帝、北魏道武帝、北魏明元帝、北魏献文帝、北魏孝武帝、北齐高祖神武帝、北周武帝等。举行过“黄郊”迎气之典的帝王有魏明元帝、北齐诸帝、北周诸帝。如北魏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于四郊，远近仿五行数，各为方坛，祭黄帝常以立秋前18日。
第二种情形是在明堂中祭祀五帝，如晋武帝三年于明堂立五帝位，傅玄还撰有“祠天地五郊夕牲歌”，“祠天地五郊送神歌”、“享天地五郊歌”。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在明堂中也曾设五帝位。齐高祖建元元年祭五帝之神于明堂，以有功德之君配祀。梁武帝也祀五帝于明堂，服大裘冕以祭，沈约撰有五帝歌各一首。这时的明堂就是太庙，帝王在太庙里面祭祀黄帝，表明当时人们仍然以黄帝为始祖。这一做法继承和深化了秦汉时期祭祀五帝的传统。
第三，有的帝王到传说有黄帝遗迹的地方进行祭祀。北魏皇帝借东巡的机会，曾经在今河北涿鹿的桥山先后四次拜祭黄帝。《北史·魏书·太宗纪》记载：太宗明元皇帝在神瑞二年(415)和泰常七年(422)两次驾幸桥山。神瑞二年，明元皇帝“幸涿鹿，登桥山，观温泉，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。至广宁，登历山，祭舜庙”。泰常七年，他再次“幸桥山，遣使者祠黄帝、唐尧庙”。《魏书·世祖纪》记载：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神*(上鹿下加)元年(428)，“八月，东幸广宁，临观温泉，以太牢祭黄帝。”《北史·魏书·礼志》记载，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元年(460)，“帝东巡，历桥山，祀黄帝”。
魏晋时期，因袭了黄帝作为天神享祀的传统，对黄帝的祀典主要表现为祭天随祀、明堂拜祀和迎气之祀，各朝取舍又有不同。曹魏祭祀缺乏连续性，其“郊祀天地明堂，是时魏都洛京，而神祗兆域明堂灵台，皆因汉旧事”[13]。晋初“郊祀权用魏礼”，但不久又不采汉郑玄的“六天说”，认为“五帝，即天也，五气时异，故殊其号。虽名有五，其实一神。明堂南郊，宜除五帝之坐。五郊改五精之号，皆同称昊天上帝，各设一坐而已”。《通志》亦载“泰始二年诏定郊祀南郊宜除五帝坐”[14]，太康十年，又因“往者从议除明堂五帝位，考之礼文正经不通”，“宣帝以神武创业，即已配天，复以先帝配天，于义亦不安，于是又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。晋惠帝时也一度“明堂除五帝之坐”，但不久又更诏“明堂及郊祀五帝如旧仪”[15]。
在西晋五十年间，曾两次废止祭天时黄帝作为五帝之一随祀，但由于后世祭祀多习用旧典，黄帝享祀日久，从而出现时废时举的现象。这反映出在魏晋时期，对五帝的理解已出现分歧，郑玄的“六天说”与王肃“五帝不得为天”的分歧影响到西晋及以后的祭典，西晋王朝在两说之间摇摆不定。
南北朝和隋代的郊迎制度相循，在四立之日及季夏，于四郊设坛迎其帝而祭之：“春迎灵威仰者，三者之始，万物禀之而生，莫不仰其灵德，服而畏之也。夏迎赤熛怒者，火色熛怒，其灵炎至明盛也。秋迎白招拒者，招集，拒大也，言秋时集成万物，其功大也。冬迎叶光纪者，叶抬，光华，纪法也，言冬时收拾光华之色，伏而藏之，皆有法也。中迎含枢纽者，含容也，枢机有开阖之义，纽者结也。言土德之帝，能包容万物，开阖有时，纽结有法也。然此五帝之号，皆以其德而名焉。梁、陈、后齐、后周及隋，制度相循，皆以其时之日，各于其郊迎”[16]。
南北朝时期，祀典中还明确出现了“五人帝”的提法，黄帝一方面以五方上帝之一享祀，另一方面又以五人帝之一身份配祭，可谓是王学与郑学折衷的反映。这一时期，黄帝作为五方上帝之一随祀，亦曾出现反复。梁朝因五精上帝俱是天帝，“于坛则尊，于下则卑。且南郊所祭天皇，其五帝别有明堂之祀”，又除南郊五帝祀，加十二辰座。陈代梁后，又“除十二辰座，加五帝座，其余准梁之旧”，南北朝时，黄帝作为五人帝之一配祭表现在郊迎制度上，五郊分迎五精上帝，黄帝同时又作为人帝配祭，并以五官、三辰、七宿从祀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动荡时期，战乱不断，政权更迭频繁，人民生活痛苦。这为东汉以来传入的佛教提供了传播的土壤。再加之各族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和获得精神安慰，也对佛教有意识地提倡，于是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很快发展起来。这使得历来与道家和道教渊源甚深的黄帝的信仰受到一定种击，虽然如上所述各统治者为争夺正统地位，都要行郊天大典，同时祭祀黄帝，但已没有前一时期那么兴盛。五帝的祭祀要么被废除，要么下诏恢复却未及实行。《三国志》中不见关于黄帝祭祀的记载。晋初曾撤除明堂及南郊的五帝之位，只祀天神；晋武帝太康十年(289)，又曾下诏恢复明堂及郊祀五帝的仪式，却没来得及实行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黄帝的信仰有着扩展的趋势，比如本是鲜卑族的北魏政权也曾多次祭祀黄帝，甚至追源黄帝为其最初的祖先。《北史·魏书》卷一《序纪》载：“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，或内列诸华，或外分荒服，昌意之子，受封北土，国有大鲜卑山，因以为号。……黄帝以土德王，北俗谓土为拓，谓后为跋，故以为氏。”这里明确记载了黄帝是拓跋氏的始祖。在鲜卑族统治者的宣传下，北魏的许多人都尊称黄帝为自己的祖先。如《北史·魏书》卷二十三载：“魏桓帝崩，卫操立碑于大邗城南，以颂功德。碑云：‘魏，轩辕之苗裔’。”我们见到的魏墓志铭中也有类似的记载，如《北魏大妃李妃墓志》就写大妃李氏“鸿肇其于轩辕，宝胄启于伯阳”。《魏故持节左将军唐耀使君墓志铭》也说墓主：“轩辕伊裔，陶唐厥遗。”北魏王朝是一个以鲜卑族为主体、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融合有着重大贡献的封建王朝。鲜卑族原生活在大兴安岭南麓，“畜牧迁徙，射猎为业”[17]。东汉时期，在推寅任部落首领时，鲜卑族举族南迁，到达呼伦湖—带。百年之后，部落首领诘汾再次率部南迁，进入阴山一带地区。到三国时期，力微任部落首领时，又迁于定襄之盛乐(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)，开始强盛起来，并逐渐接触了汉族文明。后来内部分裂，鲜卑部落联盟一分为三，其中一支由猗*所领，猗*被后来北魏王朝追谥为桓帝。猗*时开始任用汉族士人为谋士，替他出谋划策，以壮大自己的力量。为了增强鲜卑的民族自豪感，以便与西晋王朝以及匈奴、羯等少数民族势力进行政治角逐。鲜卑上层统治集团便宣扬鲜卑族乃黄帝后裔。比如曾在猗*手下任首席辅臣的汉人卫操在大邗城树碑，以颂扬猗*的功绩，碑文首句即云：“魏，轩辕之苗裔。”[18]此碑后来在北魏献文帝皇兴年间(467～471)由雍州别驾段荣发掘出土，是关于拓跋鲜卑自称为黄帝后裔的最早史料。北魏王朝统一北方后，更加重视对黄帝的祭祀，如前所述，北魏皇帝四次亲祭黄帝。北魏重视黄帝祭祀是值得肯定的行为，它有利于少数民族提高民族自信心，便于得到汉人的承认，便于感情上与汉族人沟通，对中华各民族融合有促进作用。
注解：
[1] 李晓东、黄晓芬：《从<日书>看秦人鬼神观及秦文化特征》，《历史研究》，1987年，第4期。
[2]《汉书·高帝纪》。
[3]《汉书·陈平传》。
[4]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。
[5]《汉书·食货志》。
[6]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。
[7]《汉书·郊祀志》。
[8]方光华：《俎豆馨香——中国祭祀礼俗探索》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。
[9]《后汉书·祭祀志上》。
[10]《后汉书·祭祀志中》。
[11]王国维：《古史新证——王国维最后的讲义》，第74页，清华大学出版社，1994年。
[12]徐中舒：《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》(上)，第444页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。
[13]《宋书·礼志三》。
[14]《通志》卷四二《礼一》。
[15]《晋书·礼志上》。
[16]《隋书·礼仪志二》。
[17]《魏书·序纪》。
[18]《魏书·卫操传》。
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帝祭祀礼仪
汉初祭祀五畤礼仪：汉初在秦祭祀四畤的基础上又加设了北畤祭祀黑帝颛顼，成为五畤，按照秦的惯例祭祀。其礼仪有：秦代于四畤祭祀四帝，用驹四匹，木禺龙栾车一驷(用木头做的龙驾的栾车四辆)，木禺车马一驷(用木头做的车马四辆)，各按照四帝的颜色制作，还有黄色的小牛、羊羔各四头以及一定数量的圭璋、丝织品作祭品。祭祀器具中没有俎豆一类。对于马、牛、羊一类牺牲，用“瘗埋”的办法，即活埋。
汉初继秦代四畤之祭，增设北畸祭祀黑帝颛顼。祭祀礼仪沿用秦制。而稍有改变。文帝时，祭祀五帝的祭品各增加“路车”一乘。武帝时，在祭五帝时获一有角之兽，像麟，于是荐五帝各加一牛，以燎。[1]
汉武帝在雍城郊天礼仪[2]：设坛。泰一坛居中，有三层台阶。五帝坛按照各自的方位环绕泰一坛而设。祭祀器具有：俎、豆。祭品有：氂牛、猪、羊、白鹿、醴酒、枣、干肉。具体礼仪：泰一祭祀所用的东西，同雍城一畤的物品一样，只增加醴酒、枣、干肉之类，杀一头牦牛作为祭品。而五帝专门有礼器盛着醴酒进献。坛下的四方，是连续祭祀的地方，供奉各位神灵的随从以及北斗。祭祀完后，剩下的祭品全都要烧掉。牛的颜色是白的，白鹿放在它的中间，猪又在鹿的中间，鹿中装有酒。祭太阳用牛，祭月亮用羊、猪和牛。泰一的祝和宰穿着紫色及五彩的衣服。五帝的祝和宰各自跟五帝的颜色一致。
东汉光武帝在洛阳郊天礼仪[3]：在洛阳城南建有八层台阶的祭祀圆坛，坛上还有坛，在坛上有天皇地祗的神位，都面向南，以西边为上。在外坛上设置五方之帝的神位。青帝在东方，赤帝在南方，黄帝在中央，白帝在西方，黑帝在北方。在坛的外边建造紫色矮墙，用来象征紫宫；有四个通道做门。日月之位在中央矮墙南边通道上，日在东，月在西，北斗之位在北边通道的西侧，都分别设置神位，不在群神行列之中。八道台阶，每道台阶有58次连续祭祀，共计464次连续祭祀。五帝台阶外侧，每一帝有72次连续祭祀，共计360次连续祭祀。中央矮墙有四个门，每个门有54位神，共计216位神。外道矮墙有四个门，每个门有108位神，共计432位神。这些神都是背对矮墙而面向中央。中央矮墙有四个门，每个门封立四位神，外道矮墙也有四个门，每个门封立四位神，共计32位神。总共1514位神。营就是矮墙。封是堆土建坛。背对中央矮墙的神位，是五星，以及中官宿五官神和五岳之类的神。背对外道矮墙的神位，有二十八宿外官星，即雷公、先农、风伯、雨师、四海、四渎、名山、大川之类。在平定陇、蜀之地后，扩大了郊祭规模，以高皇帝配享，神位在中坛之上，面向西，以北为上。祭祀时，天、地、高皇帝、黄帝各用一犊，青帝、赤帝共有一犊，白帝、黑帝共用一犊，总计用六头犊。日、月、北斗共用一牛，四道矮墙的群神共用四牛，总计用五头牛。所有乐器奏《青阳》、《朱明》、《西皓》、《玄冥》曲，跳《云翘》、《育命》舞。中央矮墙的四门，每个门用18张席，外道矮墙的四门，每个门用36张席，总共用席216张，都是用草或竹子编的席子，都是一张三位神。日、月、北斗没有台阶边的连续祭祀。送神完了，把祭品在坛南巳地焚烧。
东汉明帝永平年间(58～75)五帝四时迎气礼仪：根据《礼谶》及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五郊迎祭在洛阳四方举行。中央方位的郊祭在未地，祭坛直径都是三尺，台阶不分级[4]。其立春日迎春东郊，祭青帝句芒，东郊坛距城八里。立夏迎夏于南郊，祭炎帝祝融，南郊距城七里。立秋前的18天，迎黄帝于中兆，祭黄帝后土，中坛离邑五里。此日夜漏不到五刻时，“京都百官皆衣黄，至立秋，迎气于黄郊，乐奏黄钟之宫，歌《帝临》，冕而执干戚，舞《云翘》、《育命》”[5]。立秋日迎秋西郊，祭白帝蓐收，西郊距城九里。冬日迎冬北郊，祭黑帝玄冥，北郊距城六里。车旗服饰各从方色。其中祭黄帝的郊礼也专称“黄郊”。
囿于史料，上述秦汉的郊天礼仪不很完整。但因为秦汉的祭祀礼仪多继承前代，我们结合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的记载将之补充，郊祭礼基本礼仪包括以下数项：
(1)卜郊。在郊天礼之前十天进行卜筮，“受命于祖庙”。
(2)斋戒。从卜筮的这天起进行斋戒准备。《周官·冢宰》曰：“卜日遂戒”。
(3)戒具除设。《周官·大史》：“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。”
(4)省眡。窥视牲品，洗涤礼器。
(5)临祭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：“祭之日，王皮弁以听祭报。”
(6)燔柴。《礼记·祭法》：“燔柴于泰坛。”
(7)作乐迎神。《周官·大司乐》：“冬日至，于地上之圆丘奏之，若乐六变，则天神皆降，可得而礼矣。”
(8)迎牲杀牲。《周官·大祝》：“大禋祀逆性。”
(9)荐玉帛。《周官·大宗伯》：“奉玉”，“以苍璧礼天。”
(10)荐笾豆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：“笾豆之实，水土之品也。”
(11)荐血腥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：“郊血。”
(12)祝号。《周官·大祝》：“掌六祝之辞，以事鬼神示。”
(13)享牲。
(14)荐熟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：“大羹不各，贵其质也。”
(15)荐黍稷。
(16)彻。《周官·大祝》：“既祭，令彻。”
(17)告事毕。
祭天大典是封建国家的一大盛典，祭祀规格要求高而严，郊天仪式在秦汉逐渐形成后，在后代没有大的变化，基本沿袭了旧有制度。
曹魏郊祀仍沿袭汉制。晋初“郊祀权用魏礼”，其后两次废止祭天时黄帝作为五帝之一随祀，晋惠帝时又恢复旧礼，“明堂及郊祀五帝如旧仪”[6]。晋郊天的程序，《宋书·礼志一》有详细记载。大约可分以下几个步骤：
(1)斋戒。皇帝和百官都要散斋七日，致斋三日。据《礼记·祭义》郑注，散斋期间可以外出，但不御，不作乐，不吊丧。致斋期间不可外出，日居于室内，专心思念死去的亲人的居处、笑语、所乐、所嗜。《礼记·祭统》：“是故君子之斋也，专致其精明之德也。故散斋七日以定之，致斋三日以齐之。”定了心神情绪然后可以交通神明。
(2)夕牲。即视察牺牲的情况，在郊日前一天早饭前进行。公卿百官、京兆尹到郊坛东入位，太祝、太史牵牺牲进入，禀牺令跪报：“请检查牺牲。”太祝、太史说：“牺牲很肥壮。”而后被牵到庖厨宰杀。
(3)献血腥。用两只陶豆盛牲血，一个献于天神座前，另一个献于太祖神座前。
(4)进馔。进献牲二头(天与太祖各一)、酒、璧、蒯席等。天与太祖各享一牲，是从《尚书·洛诰》“帝(天帝)牛一，稷(后稷)牛一”，用瓦尊盛酒见《礼记·郊特牲》“器用陶匏”。璧用苍玉则是从《周礼》。以蒯为席，《宋书·礼一》解释道：“古者席槀，晋江左用蒯。”
(5)皇帝和太常、光禄三献。皇帝在当天早上穿着身绘龙纹的礼服，戴平天冠，坐金银车，由百官陪同到郊坛东门外，再由博士、太常引导入位。太祝令跪着用陶匏器中盛的酒灌地，皇帝拜天神和太祖，群臣亦拜。而后皇帝由博士、太常引导着到南阶，脱鞋登坛，到盛酒的罍前。黄门侍郎把爵洗了之后跪下进献给皇帝，执樽郎舀罍中的香酒(秬鬯)给皇帝，皇帝分别献于天神和太祖座前，再拜。此为一献。太祝令进福酒给皇帝，皇帝饮完后由博士、太常引着从东阶下，回到南阶。谒者照以上程序引太常献酒，是为亚献，而后光禄献是为终献。三献后皇帝、群臣各还本位。
(6)送神和燔燎。太祝以酒灌地后群臣拜伏。而后皇帝站在燔燎的位置，太祝令用几案盛着献神的玉璧、割开的牺牲、爵酒、黍饭等放在柴坛上，燔燎时三人手拿火炬上去点燃，坛下20多人用火炬往坛上扔，柴烧完后祭天礼便告结束。
北魏道武帝在立国之初，于天兴二年(398)正月亲祀南郊祭祀上帝，五帝随祀。根据《北史·魏书·礼志》记载，当时的祭祀礼仪如下：上帝灵位位于四面有台阶的祭坛上，面向南。五帝位于坛内第一道围墙内，四方各一帝，黄帝在西南而稍偏南的未位。祭祀时用蒿草秸秆作草垫，用四珪之玉，用束帛为币，用黑色牛犊作牺牲，用陶匏作器皿。祭祀时，上帝、神元皇帝各用一头牛犊，五方帝共用一头牛犊，日月等神灵共用一头牛犊。祭祀完毕，把牺牲的左半边放在祭坛南而偏东的巳位焚烧。
北魏明元帝泰常三年(418)，也曾行五郊礼。在四郊建立祭坛祭祀五帝，各坛的远近位置依五行数目确定，祭坛均是方形四面台阶，三重围墙，四个门。以太皞等神及其辅佐之神配祭。祭祀黄帝常常选在立秋前十八日，其余四帝分别在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之日祭祀。牺牲品各用牛一头[7]。
南北朝的郊迎制度相循。以梁为例，梁朝的南郊祭天，在国都之南，建造圜坛。坛高二丈七尺，上端直径11丈，下底直径18丈。坛外有两道矮墙，四方有门。南郊祭天与北郊祭地隔年举行。在正月的第一个辛日举行南郊祭天，牺牲用一小牛，祭品用青色璧玉和供祭祀用的缯帛。祭器用陶制器皿，席子是用秸秆编成的。在坛上祭祀皇天上帝时，用梁太祖文帝配祭，五方帝、五官之神、太一、天一、日、月、五星、二十八宿、太微、轩辕、文昌、北斗、三台、老人、风伯、司空、雷电、雨师等神被随同祭祀。其中二十八宿和雨师在座位前有坑穴，五方帝的座位前也有坑穴，其余的都是平地。并且太史在南方设置有专用来焚柴祭天的高台。祭祀前，皇帝在万寿殿斋戒，然后乘玉辂、排列大驾仪仗来行祭祀。行礼完毕，改变服饰戴通天冠返回[8]。
据礼书记载，郊天和五祀中的“黄郊”所用礼器也有一些特点。
祭品：(1)牛犊。据《尚书·召诰》，“用牲于郊，牛二”。《论语·尧曰》也引证：“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皇皇帝后。”《礼记·郊特牲》和《礼器》都说，郊天应用特牲。《祭法》又云：“燔柴于泰坛，用骍犊。”为什么要用骍犊?《礼记·郊特牲》解释说：“牲用骍，尚赤也，用犊，贵诚也。”在秦汉时期，自汉武帝始用牛祭天帝。武帝在郊雍五畤时始用牛燎祭。后来建泰一坛，五帝附祭，除五帝仍用牛祭以外，泰一帝另加牦牛。后世俱用牛。
(2)酒醴。据《礼记·郊特牲》：“酒醴之美、玄酒之尚，贵五味之本也。”酒醴有五齐(剂)之目。一曰泛齐，“成而滓浮泛泛然，五齐之中，泛齐味尤浊重。古贵质，故于大祭用之。”二曰醴齐，“成而汁滓相将，上下一体，犹浊故也。”三曰盎齐，“成而蓊盎然，葱白色。”四曰缇齐，“成而红赤色，稍清故也”。五曰沈齐，“成而滓沈转清故也”。(3)苍璧。青皀礼东方、赤璋礼南方、黄琮礼中央、白琥礼西方、玄璜礼北方、苍璧礼上帝。(4)帛，用缯，长一丈八尺。(5)黍稷。
祭器：(1)陶匏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云：“器用陶匏，以象天地之性也。”据后人解释，荐菹醢器并以瓦爵、以匏片为之，是因为物无以称天之德，故顺天地之性，用最粗糙的器皿来祭天。(2)蒲越藁*(左革右禾)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云：“蒲木越藁*(左革右禾)之，尚明之也。”以蒲及藁秸为席，以安置神主。(3)鼎。用奇数，以象征阳。(4)笾豆。用偶数，以象征阴。
车旗、服冕：(1)素车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：“乘素车，贵其质也。旂十有二旒，龙章而设日月，以象天也。”(2)衮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：“王被衮以象天”。《礼记·玉藻》：“天子玉藻，十有二旒，前后邃延，龙卷以祭。”
歌舞：乐有六变。《周礼·大司乐》云：“凡乐，圆钟为宫，黄钟为角，太簇为徽，姑洗为羽，雷鼓孤竹之管，云和之琴，云门之舞，冬至日于地上之圆丘奏之，若乐六变，则天神皆降，可得而礼矣。”歌舞也根据乐章有相应变化。
注解：
[1]《汉书·郊祀志上》。
[2]详见附录一。
[3]详见附录二。
[4]《后汉书·祭祀志中》。
[5]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。
[6]《晋书·礼志上》。
[7]《魏书·礼志》。
[8]《隋书·礼仪一》。
黄帝祭祀研究/何炳武主编.-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09.03